贸易强国，代表着一国的外贸竞争力更强、产品和服务质量更佳，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重要产品定价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和贸易活动主导权。
贸易强国，代表着一国的外贸竞争力更强、产品和服务质量更佳，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重要产品定价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和贸易活动主导权。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都体现出我国对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视一以贯之，并不断推出相关细化政策，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军的步伐日益加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外贸产业逐步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提高出口附加值成为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
从贸易规模和贸易增长速度来看，我国贸易大国地位日益牢固。2013年至2021年，我国累计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62.3万亿元，年均增长5.4%，其中出口144.7万亿元，年均增长5.9%。以美元来计算，2020年我国外贸总额由2012年的4.4万亿美元升至5.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年，我国外贸总额增至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随着外贸总额基数的不断扩大，我国外贸增速或许也会和GDP增速相似，迎来中高速增长时代。正因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外贸已经迎来了不仅要看外贸总额和增速，更要看附加值的时代。
从外部环境来看，提高出口附加值成为补链、稳链、强链的关键。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掀起新的浪潮，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各国都想增强话语权。这一切都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进程。面对一系列挑战，唯有在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和贸易结构等动作基础上，加快创新驱动，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才能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也就是说，贸易强的根基是产业国际竞争力强。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致力于提高出口附加值正当其时。我国外贸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贴牌代工到如今的自立自强，甚至在个别行业居于创新引领的地位，外贸企业奋发向上，不断转型升级。这反映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有限，人力成本不断提高，新的管理理念、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具有活力的创新资源成为驱动外贸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如何不断集聚这些优势，并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成为摆在我国外贸发展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第一，在宏观层面，要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得以大规模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得益于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不仅让外企更方便进入中国市场，也降低了中国制造出口的壁垒。正如《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作者邢予青所言，一个企业一旦加入全球价值链，就像进入了一条动态的学习曲线，获得的学习机会，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而制度型开放更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这更易于管理、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在中国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激发双方企业的创新激情，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为中国本土企业提高出口附加值提供良好的土壤。
第二，在中观层面，要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产业强则外贸强，产业生态强则产业强。在数字经济浪潮扑面而来的当下，竞争格局已然发生变化，有一个趋势日益凸显：任何一个企业单打独斗就能实现发展壮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链接共生、合作竞争、开放合作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企业能不能发展壮大，一个产品能不能更具竞争力，更取决于其所在的生态系统是否更具有竞争力。在生态视角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产业链的主导者，都可以将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更为合理地进行配置，加速数实融合进程，推动智能制造进一步落地，提高品牌影响力，以达到提升出口附加值的目的。
第三，在微观层面，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从外贸主体来看，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而民营企业中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处于中间环节，技术含量较高，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位置不容忽视。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具创新活力的便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对市场、技术的嗅觉十分敏感，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因此，引导、鼓励、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提高我国出口附加值大有益处。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建设贸易强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提高我国出口产品、服务的附加值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努力扩大开放、努力营造产业生态、努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并注重提高其高精度管理水平，聚众力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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