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振消费，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首要任务。近期，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8方面部署30项重点举措。
大力提振消费，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首要任务。近期，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8方面部署30项重点举措。多位财税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举措精准务实，有助于全方位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专家同时建议，从优化政策设计、强化政策执行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引导带动消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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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量决定消费总量，居民增收的群体结构决定消费增长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认为，这一政策转变，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还存在一些堵点，主要表现为消费扩张度不够、消费潜能的释放度不够。消费扩张度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造成消费扩张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全社会产能和产量不相适应。通俗来讲，一家企业全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可年生产1000万件产品，却受到市场需求、产品质量、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只生产800万件产品。其中，1000万件就是该企业的产能，800万件则是产量。提升消费扩张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产能利用率，使全社会产能和产量更加接近。消费潜能的释放度不够也指由于种种因素，供给侧产品结构与消费侧需求结构不相对称，导致消费意愿、能力没及时转化为实际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消费，是国家希望通过激活居民消费这一经济循环的‘神经末梢’，带动生产、分配、流通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进而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婷婷说。
王婷婷认为，《方案》举措全面且具针对性，目的是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通过“增收+减负+保障”这一机制，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意愿，同时，重视产业升级与消费提质相结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提振消费，增收先行。《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首位。白景明认为，居民增收是提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能力，促消费效果也显现不出来。相较于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更高，即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边际增长率更高。此外，中低收入群体占社会多数，所以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方案》提出的“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举措关系到数亿人的收入增长问题，十分务实。
“一方面，收入总量决定着消费总量；另一方面，居民增收的群体结构决定着消费增长率。”白景明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陈思霞说，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居民的消费结构会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工资性收入一般用于吃穿用住行等日常开支；而股票收益等财产性（资本性）收入带有“意外之财”的特征，可能会被居民用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
“《方案》既关注短期内工资性收入增长，也重视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偿还拖欠企业账款等长期改革措施，旨在构建可持续居民增收机制，其背后也反映出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迫切需求。”王婷婷说。
“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
《方案》聚焦高质量供给，提出开展“消费品质提升行动”。白景明认为，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匹配需求偏好的变化，使消费能力变成现实购买力；二是新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产生新的消费需求；三是产品质量提升，唤起人们更新换代的意愿。“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他说。
王婷婷围绕《方案》提出的“人工智能+消费”作进一步分析，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培育出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新增长点，将激发消费者对科技产品消费的需求，延长消费链条、拓展消费边界、提升消费体验；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新消费需求的产生，将引导企业加大在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等方面的投入，促进产业智能化转型，深化产品创新与科技运用，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地位。
什么是高质量产品？陈思霞的观点是，如果一项先进技术不能很好地产业化，那么这项技术很有可能被遗忘在实验室的角落，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产品或服务一定是有市场需求的。“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引领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是高端制造与智能服务深度融合、互相促进的，并不断赋予消费者优质的体验感。”她说。
“改善消费环境，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并支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方案》提出，开展“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专家认为，消费者是否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环境的优劣，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是提振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
王婷婷结合今年“3·15”晚会曝光的假冒伪劣产品、商品虚假宣传、售后维权被“踢皮球”等一系列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提出，这些消费乱象不仅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损失和安全风险，还容易让人产生“花钱买罪受”的挫败感。因此，引导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十分重要。这种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既惠及个人，也造福社会，只有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应不断优化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消费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维护。
专家建议，改善消费环境，维护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政府需要对不正当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并支持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财税政策既能通过直接投入资金支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也可通过间接引导的方式规范市场秩序、激发消费活力。”王婷婷说，一方面，加大财税支持以强化市场监管。如河南省财政安排3.32亿元市场监管服务专项资金，支持培育“放心商店”“放心市场”。另一方面，加大财税支持引导规范市场秩序。建议对守信企业给予通关、退税等方面的便利，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从供需两端发力，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带动消费作用”
《方案》强调，“完善支持政策”“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
专家建议继续从供需两端发力，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带动消费作用。
需求端方面，陈思霞说，财税政策的第一发力点依然是稳定就业市场、助力居民增收，考虑到我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的税前扣除力度已经较大，今后可通过发放消费券、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供给端方面，陈思霞说，财税政策应重点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尤其是能够被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技术成果。王婷婷建议，借鉴国外“专利盒”制度，对企业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所得给予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专家特别提出，好政策关键在于执行落实，后续的政策评估和监管同样十分重要。陈思霞介绍，曾有学者研究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上市公司员工实际工资薪酬的影响。一般来说，实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员工的税后收入会有所上涨，进而有利于促消费。但有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不会选择正常涨薪，相当于一部分减税红利被企业“获取”，员工实际收入上涨幅度十分有限。“政策传导效率损失并不是个例，有必要实时动态评估政策有效性，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政策作出合理调整，使财税支持政策落到实处。”她说。
专家提醒，需及时关注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风险。陈思霞分析，我国出台了大量财税政策用于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若仅有支持政策而缺乏有效监管，可能出现少数企业通过伪造材料、虚假申报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甚至将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背离政策初衷。
王婷婷建议，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通过开展事前审核、事中跟踪、事后评估的全链条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减少政策执行“温差”和“偏差”。同时，加强部门协同与跨领域监管。政策执行过程中，联合财政、税务、市场监管及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避免政策执行“碎片化”。此外，应保持政策执行灵活性。根据市场变化和经营主体需求，适时调整政策，如针对监管中发现的补贴标准、补贴范围不合理等问题，及时完善财税政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执行有效性。
专家还积极评价《方案》中“推广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持续落实二手车销售‘反向开票’”等多项税收服务征管措施。王婷婷说，“反向开票”将有效提升二手车交易便利程度，但实践中仍存在异地交易发票不互认，对于非自然人车源方，车商在收购二手车时不能“反向开票”等问题。为此，应进一步明确二手车销售“反向开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和规范，如详细规定发票开具要求、资料提交格式和时限等，方便企业和消费者操作，以确保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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