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爱护地球,既有随手关灯、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等直观的环保行动,也有制度安排的力量在持续塑造环境变化的方向。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爱护地球,既有随手关灯、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等直观的环保行动,也有制度安排的力量在持续塑造环境变化的方向。随着绿色转型的不断深化,财税工具在促进增长、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税收的角色由传统的财政收入工具,逐步拓展为引导资源配置、调节行为选择、服务生态治理的重要政策手段。
为什么税收能够影响环境
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污染行为的“外部性”。企业在排放污染物、消耗资源时,并不完全承担其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成本,这使得“多用资源、多排污染”在短期内看起来反而更具经济性。如果缺乏制度约束,这种行为就容易被不断强化,最终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压力持续累积。
税收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体现出来。它并不直接规定企业必须采用哪一种技术、哪一种生产方式,而是通过税负安排改变不同选择之间的成本比较。比如,资源消耗多、污染排放高,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负;采用节能设备、增加绿色创新研发投入,则会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引导经营主体更多选择资源消耗更低、环境影响更小的发展路径。并且,这种调整并不单纯依赖行政命令,而是通过价格信号持续发挥作用,促使企业自发进行权衡与调整,从而在整体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
绿色税收如何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
如果将一项经济活动放在完整链条中来看,从资源投入到产品生产、消费使用,再到排放处置,绿色税收并不是零散存在的,而是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制度安排。这种作用对象不仅包括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居民个人,通过税负差异影响消费选择和资源使用方式。
在资源投入阶段,以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直接作用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环节。从制度设计上看,这类税收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基本原则:资源并非可以无限使用的低成本要素。当资源使用成本上升时,经营主体往往不会简单压缩生产规模,而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改进、流程优化等方式提高利用效率,在维持生产的同时减少浪费。由此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资源用量的节约,也体现在利用方式的优化。
在生产过程中,税收更多体现为引导功能。以消费税为主体,并辅以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中的相关优惠政策,这类制度通过调整税负结构与提供激励,引导绿色生产与消费选择。一方面,通过提高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税负,形成必要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节能设备和绿色技术投入给予支持,使绿色转型逐步由“额外成本”转变为“理性选择”。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更有动力加大绿色投入;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在日常用能、消费等选择中,低碳、节能的选项往往更具吸引力。
在排放处置阶段,以环境保护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体现出“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原则。通过将排放行为与成本直接挂钩,使环境影响在经济决策中得到体现。当排放规模与成本形成联动时,经营主体需要在维持原有方式与减少排放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改造或结构调整降低排放,往往成为更具长期优势的选择。从结果来看,税收并未替代具体决策,而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企业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绿色税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范围内,税收已成为推动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各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绿色税制安排,并呈现出税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的特点。
以部分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碳税制度已成为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例如,瑞典于1991年开征碳排放税,通过对化石能源征收较高的税费,使碳排放成本显性化,引导企业和居民在能源使用和生产消费决策中优先选择低碳路径。瑞典的实践实现了在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同时,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体现了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区域层面,欧盟更加注重税收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运用。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对重点行业实施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使排放权成为具有价格属性的稀缺资源。企业在配额约束与成本压力下,通过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方式主动降低排放水平。相关税收政策与碳市场相互配合,共同强化了对高排放行为的约束力度。
总体来看,国际经验表明,绿色税制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价格信号,并与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等工具形成协同效应。相比单一政策发力,多工具协同更有助于提升绿色转型的整体效能。
立足我国实践,绿色税收体系已基本覆盖资源开发、生产消费和排放处置等主要环节,但在结构优化和协同推进方面仍有完善空间。比如,在资源开发和利用环节,可以进一步制定差异化的边际税率,对资源使用强度更高、环境影响更大的行为形成更强约束,更好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作用。在绿色投入方面,可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加大对环保设备、节能设备等投入的支持力度,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使经营主体更清楚地了解可以享受哪些优惠、优惠适用多久,从而更有动力进行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在排放处置环节,应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结构特征,合理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更好发挥税收对高排放行为的调节作用,推动经营主体通过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结构优化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制度的衔接,形成更加系统完备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绿色税制不仅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基础。随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税收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

围绕重塑组织体系、科学配置职能、强化风险防控,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推行“管户+管事”相结合的税费征管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基层税收管理能力,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落实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提供了实践经验。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5号第6条,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以下统称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增值税视同应税交易与企业所得税视同销售的概念存在差异,企业对外无偿提供服务在企业所得税上是否视同销售确认收入,需要判断服务的性质,看服务实现的是主动收入还是被动收入。
正在开展的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一批批来自一线的真实案例密集推出——有模范样本,也有风险警示,形成了一套“案例矩阵”。这些鲜活的故事,正成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行稳致远的新“导航仪”,让税收宣传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爱护地球,既有随手关灯、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等直观的环保行动,也有制度安排的力量在持续塑造环境变化的方向。随着绿色转型的不断深化,财税工具在促进增长、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税收的角色由传统的财政收入工具,逐步拓展为引导资源配置、调节行为选择、服务生态治理的重要政策手段。
为什么税收能够影响环境
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污染行为的“外部性”。企业在排放污染物、消耗资源时,并不完全承担其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成本,这使得“多用资源、多排污染”在短期内看起来反而更具经济性。如果缺乏制度约束,这种行为就容易被不断强化,最终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压力持续累积。
税收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体现出来。它并不直接规定企业必须采用哪一种技术、哪一种生产方式,而是通过税负安排改变不同选择之间的成本比较。比如,资源消耗多、污染排放高,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负;采用节能设备、增加绿色创新研发投入,则会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引导经营主体更多选择资源消耗更低、环境影响更小的发展路径。并且,这种调整并不单纯依赖行政命令,而是通过价格信号持续发挥作用,促使企业自发进行权衡与调整,从而在整体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
绿色税收如何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
如果将一项经济活动放在完整链条中来看,从资源投入到产品生产、消费使用,再到排放处置,绿色税收并不是零散存在的,而是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制度安排。这种作用对象不仅包括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居民个人,通过税负差异影响消费选择和资源使用方式。
在资源投入阶段,以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直接作用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环节。从制度设计上看,这类税收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基本原则:资源并非可以无限使用的低成本要素。当资源使用成本上升时,经营主体往往不会简单压缩生产规模,而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改进、流程优化等方式提高利用效率,在维持生产的同时减少浪费。由此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资源用量的节约,也体现在利用方式的优化。
在生产过程中,税收更多体现为引导功能。以消费税为主体,并辅以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中的相关优惠政策,这类制度通过调整税负结构与提供激励,引导绿色生产与消费选择。一方面,通过提高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税负,形成必要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节能设备和绿色技术投入给予支持,使绿色转型逐步由“额外成本”转变为“理性选择”。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更有动力加大绿色投入;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在日常用能、消费等选择中,低碳、节能的选项往往更具吸引力。
在排放处置阶段,以环境保护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体现出“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原则。通过将排放行为与成本直接挂钩,使环境影响在经济决策中得到体现。当排放规模与成本形成联动时,经营主体需要在维持原有方式与减少排放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改造或结构调整降低排放,往往成为更具长期优势的选择。从结果来看,税收并未替代具体决策,而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企业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绿色税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范围内,税收已成为推动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各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绿色税制安排,并呈现出税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的特点。
以部分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碳税制度已成为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例如,瑞典于1991年开征碳排放税,通过对化石能源征收较高的税费,使碳排放成本显性化,引导企业和居民在能源使用和生产消费决策中优先选择低碳路径。瑞典的实践实现了在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同时,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体现了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区域层面,欧盟更加注重税收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运用。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对重点行业实施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使排放权成为具有价格属性的稀缺资源。企业在配额约束与成本压力下,通过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方式主动降低排放水平。相关税收政策与碳市场相互配合,共同强化了对高排放行为的约束力度。
总体来看,国际经验表明,绿色税制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价格信号,并与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等工具形成协同效应。相比单一政策发力,多工具协同更有助于提升绿色转型的整体效能。
立足我国实践,绿色税收体系已基本覆盖资源开发、生产消费和排放处置等主要环节,但在结构优化和协同推进方面仍有完善空间。比如,在资源开发和利用环节,可以进一步制定差异化的边际税率,对资源使用强度更高、环境影响更大的行为形成更强约束,更好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作用。在绿色投入方面,可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加大对环保设备、节能设备等投入的支持力度,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使经营主体更清楚地了解可以享受哪些优惠、优惠适用多久,从而更有动力进行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在排放处置环节,应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结构特征,合理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更好发挥税收对高排放行为的调节作用,推动经营主体通过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结构优化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制度的衔接,形成更加系统完备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绿色税制不仅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基础。随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税收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






